新華社臺北9月19日電 題：臺北喧囂里的“隱”

　　新華社記者傅雙琪、王承昊

　　暮色降臨，臺北老城區(qū)一棟六層居民樓的底層，小院門口小小的方形招牌亮起來，路過的行人得駐足端詳才能讀出上面墨色的書法字“隱廬”。

　　每周四晚7點，辛意云的講座準時在此開課，容納30人左右的廳堂里幾乎坐滿，聽眾大多上了點年紀，間或也有幾個年輕人。2011年以來，這堂“中國哲學”課從位于臺北中山堂的臺北書院開始，輾轉(zhuǎn)到這方小院，內(nèi)容自老子始，擴及眾多經(jīng)典，目前進展到“陰陽家”。

　　“一個人對自己文化的基本認識和意識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在東西方激烈碰撞的當下。”師從國學大師錢穆的辛意云如此解釋十幾年如一日講授中國經(jīng)典的原因。

　　很多聽眾來上課的初心，正是要解決“我是誰”的困惑。

　　“我來這里不僅僅是為了獲取某些哲學知識，而是尋找一個生命問題的答案。”40歲出頭的梁正一是辛意云在臺北藝術大學教書時的學生，如今依然定期來“隱廬”聽課。

　　“我上大學就開始思考，我們過去所學的都是西方的技術和材料，那我們自己創(chuàng)作的東西如何代表我們自身？”他說。

　　33歲的李亦鵬也在這里紓解了內(nèi)心深處的矛盾。他的父母曾在美國工作，從小的印象都是“中國不行，西方比較厲害”“流行音樂要聽美國的，電影也要看美國和歐洲的”……

　　“我不想成為一個自我貶低的中國人。”他說，學習先人的思想，讓他體會到“中國文化原來這么棒，能夠很具體地處理一個人日常生活的問題，也可以凝聚一個民族的核心精神，乃至于回答人類幸福的問題”。

　　除了辛意云，在“隱廬”開課的還有書法家陳俊光。相較于哲學課，每周六的書法課學生年齡層次更豐富，有五年級的小學生，也有大學生。

　　“書法課像一扇門，進入之后又接觸到許多別的傳統(tǒng)文化。”在臺北從事建筑設計的謝玉娟說，一同上課的同學們2019年赴大陸，展開“書法之旅”，一路看過宣州的紙、歙州的硯、徽州的墨和湖州的筆。

　　家住屏東的陳俊光感慨地說，和他年輕時相比，時下大家學習書法的熱度大大削減。“中學書法社團，過去上百人，現(xiàn)在‘小貓三兩只’。”然而，他相信，書法是中國人獨特的藝術，深埋在文化基因里，有條件就會發(fā)芽。

　　“隱廬”的主人林谷芳曾擔任臺北書院的山長。他主持下的臺北書院，坐落在1945年10月舉行中國戰(zhàn)區(qū)臺灣省受降典禮的中山堂內(nèi)，書院曾經(jīng)高朋滿座，鴻儒往來，是倡導中華文化和兩岸文化交流的標志性場所。

　　和中山堂內(nèi)房梁高挑、舒朗寬闊的講堂相比，原來是民居的“隱廬”確顯局促，受面積和所處位置的影響，不容易招到新人加入。

　　梁正一和李亦鵬都覺得像自己這樣為傳統(tǒng)文化著迷的人在臺灣變少了。“然而到了關鍵時刻，比如生老病死，人們就想起傳統(tǒng)來了。”李亦鵬說。

　　“對我們來說，生命是一條長河，有了過去，現(xiàn)在才能篤定地活，未來才能幸福。”辛意云說，“硬生生把過去切掉，就會變成一個漂泊孤獨的靈魂。”

　　走出“隱廬”，在臺北的角角落落也能遇到和“隱廬”師生們相似的人——在臺北孔廟擔任了37年樂長的孫瑞金，致力將一批批青澀的初中生們訓練成祭孔典禮上的“樂生”；茶藝師唐文菁努力鉆研重現(xiàn)陸羽《茶經(jīng)》里的唐代煮茶法，自信地推介展演。

　　“‘隱廬’的‘隱’，有三層含義。第一層，大隱隱于市；第二層，道不行，則隱。”林谷芳說。

　　第三層“隱”，落在林谷芳對臺灣社會的獨到觀察上。他認為，臺灣社會有“顯性臺灣”和“隱性臺灣”之分，容易在媒體、網(wǎng)絡、政治上看到的是張揚紛擾的“顯”的部分，而默默堅守自己一方天地的是“隱”的部分。

　　“過去，‘顯’與‘隱’一直勢均力敵，現(xiàn)在，‘隱性臺灣’的確在逐漸銷蝕。”他說，“‘隱廬’雖小，卻是希望。”